■ 张枭翔 安言
2014年1月2日，美国夏威夷，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美国前财长亨利·鲍尔森、前“垃圾债券大王”迈克·米尔肯、洛克菲勒家族成员理查德·洛克菲勒共同钻进一辆小面包车，开赴一家酒店。在那里，一群来自中国的慈善家正等待着他们，包括“中国首善”曹德旺、退出商界后全心做慈善的牛根生、提出要捐100亿做慈善而闻名中国的卢德之。
这次峰会是史上规格最高的一次中美慈善家交流活动，由中国公益研究院和美国东西方中心联合主办，老牛基金会、华民慈善基金会和凯风公益基金会联合资助发起。
“在美国人的地盘上，由我们中国的慈善家来邀请美国政商名流和慈善家一起吃饭、一起住，封闭三天，进行慈善合作的探讨，这还是头一回。”组织这次中国慈善家美国之行的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
看世界
中国的公益慈善作为一个行业，发展历史不过30多年，但其发展却异常迅猛。与其相伴的是，中国慈善领域走出去借鉴国外同行经验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民政部成立，成为国家级公益慈善主管部门；两年后，中国首家公益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成立。初创的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急需借鉴西方经验，退出中国30年的国际机构也渴望再度进入中国。1979年中美建交后，福特基金会开始向中国提供资助，开启了改革开放后的中西方公益慈善交流之路。
之后的30年里，一群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公益慈善方法和经验的公益人，清醒地看到了中国公益慈善的缺憾，或挣脱体制的束缚走向民间开辟新天地，或在体制内努力拓展活动空间，在东西方公益慈善交流的道路上摸索、前行、受挫、反思。有人形象地称这个群体为“中国公益慈善的洋务派”。
“‘洋务派’这个称谓，有点道理，但不太准确，有些妄自菲薄的意味。事实上，我们有悠久的慈善传统。”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
徐永光的公益慈善“洋务派”角色，在他任职团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就已奠定。那是1980年代末，在团中央做体制改革研究的徐永光发现，青少年发展存在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国家财政投入不足。从那时起，他就研究其他国家如何在政府投入不足时，利用民间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他发现了公益基金会的形式，继而把“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写进了由他主笔的、共青团十二大通过的《共青团体制改革基本设想》。“当时没有出国访问交流的机会，就拼命寻找国外的相关文献，学习基金会如何筹款、管理，如何设计项目。”1988年共青团十二大闭幕，徐永光请辞团中央组织部部长。次年3月，他以10万元注册资金创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并任秘书长。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2006年进入红基会，之后多次到海外参加红十字系统的参观交流。2009年7月，他应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皮埃尔·卡蓝默之邀出访法国，深入了解了该基金会之后，大为震惊：“一个基金会，竟然可以把促进人类进步当作自己的使命，而我们的基金会却还停留在扶贫济困阶段。”
2013年年初，刘选国带领红基会考察团先后走访了福特、盖茨两大基金会在华办事处，以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东亚办事处，“从基金会的使命、宗旨，到治理机构和管理水准，中国的基金会与这些伟大的国际组织的距离还十分遥远。”刘选国大发感慨。2013年11月，他参加了国家外专局组织的赴美灾后重建体系建设培训班，回国后写了七篇考察日志。
多次海外考察让刘选国的视野趋于国际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组织的使命。像我们这样带有官方色彩的基金会，未来怎么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怎样用大家熟知的表达方式沟通，怎样呈现开放、进取的形象……很多问题都在困扰着我”。刘选国说。
2010年执掌中国公益研究院不久，王振耀首次以学者身份去美国考察。
在旧金山，王振耀见识了美国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服务，也意识到中国社会组织的落后。“回国后，我就以更宽容的态度看待政府和民间的问题了，两边都要调整，不能一味把板子打在政府身上。”王振耀说。
中国公益慈善的个体和机构不断“看世界”，国家政府层面也在不断“走出去”，以作为顶层设计的参考。“现在中国制定公益慈善政策的这批人，很多都有国外学习和访问的经历，能不断地把先进的东西引进来，进而影响决策层接受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刘选国说，“所以这些年，中国社会组织的政策法规建设，并不比欧美国家差多少。”
促变革
中国公益慈善的“洋务派”，从西方同行那里获得了启发和刺激，并急于展开本土化应用和创新。但这注定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近十年来，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徐永光认为，1990年代是政府开放空间、中国公益慈善“国让民进”的十年，但2000年以后，中国公益慈善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反复。
徐永光对新东西的接受度很高，“我很快能看出哪些是好东西，可以为我们所用，一定要引过来。比如家族基金会、社区基金会、联合劝募、公益信托、公益创投、共同基金、基金会中心网。”徐永光坚信，上述每一项都可以在中国落地生根。
参观纽约社区基金会时，徐永光惊讶于其所管理的1500项公益信托基金的庞大规模。“社区信托根据捐赠人的意愿或遗嘱委托去花钱做公益，资金的流向很多元。”徐永光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回国后，他就开始在青基会尝试做“公益纪念基金”，即捐赠人最低认捐1万元即可以父母或本人的名字建立一项基金。“力量所限，这项尝试最终没有做大。”
三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出台，“公益信托”的内容赫然在列。“今年，中国内地第一单公益信托有望在深圳落地。”徐永光说。
26年来，徐永光毫不动摇地推动着中国公益慈善文明，被尊称为“中国公益慈善教父”。而与此同时，他大胆创新的做法也屡遭质疑。
青基会的希望工程捐款拿去投资，通过保值增值的收益来支付行政开支，维持机构运行，这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1988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并规定可以进行股权投资。这实质上是要求基金会“零成本”运作，客观上给基金会带来了很大压力。“当时，连让受助学生给捐赠人写信用的信封的钱，都不能从捐款中列支，想从捐款中开销人员工资，法规不允许，捐款人也不干啊！”徐永光回忆。
因为投资用的是捐款，因为投资还有个别亏损，徐永光饱受“挪用捐款”、“违规投资”、“造成巨大损失”的质疑和误解，“黑锅”背了许多年。实际上，迄今为止的结果是，不仅当年大约1.2亿的投资本钱已经收回，还净赚2亿多。“当时在各方压力下我们只能全部处理回收投资资产，在北京购买的几座四合院，现在肯定值好几个亿了，当时只是收回投入的几百万。”说到这里，徐永光有些无奈。
“20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南怀瑾老师，他就送我‘谤随名高’四个字。因此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也知道自己需要坚守的道德底线，故一直很坦然。下一步，我想主推家族基金会、社区基金会、联合劝募、公益信托、慈善资产管理的共同基金，还有社会影响力投资。代表方向的东西需要一步一步地推，总会推动起来的。”徐永光说。
相比徐永光的艰难求索，王振耀在中外慈善交流方面的进展则要轻松得多。短短三四年间，王振耀推动的“中美战略慈善”交流平台、中美慈善家族高端对话、首届东西方慈善论坛等，都获得中美慈善家的认可，亦收获大众广泛赞誉。“我觉得中美慈善交流现在还是太少了，很多中美慈善家希望借助中国公益研究院这样的平台来加强沟通与交流。”王振耀说。
经过多次海外考察后，刘选国相继提出了一些基金会变革思路。他认为，基金会是社会的创新机器，因而自身应不断创新。他力主与美国的世界儿童基金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希望对方帮助红基会建立数据库筹款模式。“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种合作推进得并不顺畅。”刘选国坦言。
不过，他关于“加强公益项目评估”的思考，很快在红基会得到落实。2005年至2012年，整整七年，红基会只做过一个项目评估报告，但仅2013年一年，红基会就做了三个项目评估报告。“今后要加大公益项目的评估力度，评估能帮助我们发现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而找到改进方法。”刘选国说。
学习西方的经验和方法，进而展开本土化实践，这群“中国公益慈善的洋务派”们，正反思着自己在中国公益慈善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并计划承担起更多的使命和责任。
（转自《中国慈善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