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总队长林可胜

上海煤业救护队为新四军伤病医院运送卫生用品■  池子华

 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不懈努力下，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共同抗日，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正面战场，中国红十字会提供战场救护不遗余力；在敌后战场，中国红十字会对八路军、新四军伤员的医疗救护也给予高度重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红十字旗帜猎猎飘扬。

奔赴延安

 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会首批派出第7、第23、第39三支医疗队奔赴西北，协助八路军开展医疗卫生救护工作。

 三支医疗队中，由中央大学、齐鲁大学联合医疗队改编的第23医疗队最为精干。1937年10月，该队曾在安庆的一个后方医院为上海战场及沪宁路沿线作战中负伤的重伤员进行手术治疗，短短40天时间，完成大小手术近800例。

 1937年12月20日，三支医疗队由汉口乘车北上郑州，途中几经周折，月底抵达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在七贤庄驻地接见了三支医疗队全体队员。

 随后，三队由外科医师侯道之领队，乘卡车向延安进发。在延安，队员受到八路军留守处首长肖劲光，中共联络员姬鹏飞，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饶正锡、孙仪之和边区医院院长傅连暲等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当晚举行了欢迎会，毛泽东主席致欢迎词，使队员们深受鼓舞。

鉴于第23医疗队总体实力较强，姬鹏飞及卫生部二位部长与侯道之队长商定：第23医疗队到距离前线最近的第二后方医院（后改为兵站医院）协助工作，负责该院手术治疗任务；妇产科医师金茂岳、内科医师谢景奎及第7、第39医疗队留在边区医院协助工作。

“山洞医院”的日日夜夜

 第二后方医院位于延安东80里的甘谷驿，院部原是一个旧天主堂，依山穴洞而成，灰砖铺地，石灰粉墙，倒也显得整洁、明亮。手术室、药房、消毒室、办公室、食宿地都在这“山洞医院”。医院的仓库、病区设在院部后面的山坡上，条件简陋。

 第二后方医院除院部外，还设有四个医疗所：一所在甘谷驿东延水边上的杨家湾，距院部10余里；二所在延川县禹居镇，距院部上百里；三所在延长县交口镇，距离院部近百里；四所在院部西北数十里。

 医院范围之大，驻地之分散，出乎队员的意料。分散救治可以尽量接近前线，便于就近收治伤员，一旦形势紧张，也便于农民分散掩护伤员；不便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队员要不辞辛劳，奔波于各医疗所，为伤兵敷药、疗伤。加之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困难之多，可想而知。

 后方医院的医疗救护工作异常繁重，因当时八路军129师、115师、120师和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对同蒲路、石太路沿线日军形成大包围态势，扫荡与反扫荡持续不断，伤兵众多，院部原有救护力量有限，队员几乎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

 尽管如此，第23医疗队还先后抽调两个手术组，于1938年春、1939年春，分别由侯道之和谢景奎率领到延长县交口镇第三医疗所和延川县禹居镇第二医疗所开展手术活动。第23医疗队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八路军和山西新军伤病员，其中包括周恩来、林彪、王稼祥等部队首长。

 1940年5月，第23医疗队被抽调至第五战区的湖北老河口前线开展医疗工作。临别之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各级领导以及后勤部卫生部、边区医院、第二兵站医院等有关团体赠送锦旗，召开隆重的欢送会，表达边区军民对医疗队衷心的谢意。第23医疗队在陕北的近800天中，完成各类大小手术3000余例，无一死亡病例，这在红会史上是不多见的。他们受到普遍赞誉，亦是理所当然。

 1938年初，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林可胜总队长派齐清心大队长率两个医疗队、一个医护队和一个X光队到延安八路军战区服务，受到延安军民隆重欢迎。两个医疗队分别安排在“中国最大之山洞医院”宝塔山边区医院、甘谷驿兵站医院工作，医护队分在市内门诊部服务，两架X光机分别配备给两个医疗队。

翻越太行山

 山西是中国红十字会另一救护中心。1938年9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组织三个医疗队(第61医疗队、第13医疗队和“驴马队”)前往山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突破日军封锁线，顶风冒雪翻越太行山，1939年1月辗转抵达山西潞城，受到朱德总司令及杨尚昆、康克清等的款待，随后派往沁县八路军野战医院，开展医疗救护工作，直到1939年返回西安大队部休整。

 1939年，细菌学家江涛声自德国留学回国，途经香港时，与宋庆龄不期而遇。宋庆龄以“民主大同盟”的名义，向国外募集一批医药器械，托新西兰友好人士詹姆斯·贝特兰护送至西安，转运延安，江涛声及其妻希尔达护理员要求同往。

 经过千辛万苦，一行人到达目的地。江涛声决心留在敌后战场，向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一大队部请求派其到五台山白求恩医院为八路军服务，得到嘉许。第一大队部将要求去敌后为八路军服务的人员组编为第40医疗队，江涛声任队长。

 1939年冬天，第40医疗队在八路军办事处刘民的帮助下，离开西安赴五台山白求恩医院。几经波折，渡河到了桓曲，途经山西新军独三旅驻地时，应邀在该军后方医院为重伤病员施行手术，还办了一个培训班为院方培训医务人员。

 不久，第40医疗队被阎锡山军队围困，几经交涉，始准放行。但祸不单行，当医疗队步行到东路地区时，遭到国民党第27军范汉杰部的围困，阻挠医疗队上五台山。在多次强烈要求下，终于获准前行，由27军押送过黄河，返回西安大队部。

 第40医疗队返回西安后，江涛声、郭步洲分别向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大队部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汇报情况。医疗队重新整编，人员扩增到19人。整编完毕，该队又被派往湖北老河口第五战区，为新四军服务。

 中国红十字会除了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提供人力支援外，也经常提供物资援助。如1938年7月，在巴黎召开反轰炸不设防城市恢复和平大会时，英援华会提议在中国设立国际和平医院，救济伤兵难民。次年，国际和平医院在晋南一所教会医院落定。中国红十字会承担每月经费中的50镑。这座医院也成为国际援华医疗队与红十字会医疗队的共建基地。1939年冬，以英国牛津大学巴吉尔教授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带约10吨贵重医疗器械和药品，自贵阳图云关出发，由林可胜博士以救护总队长的名义，委派西北视导员郭绍兴在陕西汉中接待，转运西安，交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几经周折后，这批物资运达延安。

北上南下救护伤员

 对新四军的医疗援助，也为中国红十字会所关注。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中国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调集几十辆汽车，载运伤兵和难民，往返于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和前沿阵地之间。3个月后，国民党军大撤退，这支救护队历尽艰辛，从淞沪前线转战到苏州、宜兴、南京、长兴、宣城进入皖南山区。另一批被交通阻隔滞留在上海“孤岛”的救护队员，组成医疗小组，携带交通工具、医药物资，分别从宁波、温州、杭州、宜兴、金华辗转赶赴江西、皖南，与队友会师。

 1938年春，由100余人、几十辆汽车组成的煤业救护队集体加入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敌后，为新四军服务，被原新四军华中根据地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赞誉为“三十年代青年的光辉榜样”。

 1938年，美国作家、民主人士史沫特莱女士以《曼彻斯特卫报》特约通讯员身份深入新四军战地，每周向外邮寄两篇通讯，报道新四军医疗工作和红十字医疗队救护实况；向国际组织写报告呼吁医药、救护车辆等物资的援助。同时，她将战地调查随时寄送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作为总队部了解敌后战场、调整救护力量的依据。

 1938年，史沫特莱由陆路来到长沙，请求林可胜总队长拨发前线奇缺的医药，尤其是治疗“打摆子”（疟疾）的奎宁片和针剂。在她的建议下，林可胜派出两支医疗队前往新四军战区开展医疗救护工作。关于医疗队工作情形，作为战地记者的史沫特莱，多有报道。

 史沫特莱有“中国伤兵之母”之美誉，她穿梭于新四军各战场，及时向救护总队部报告新四军战区伤兵难民状况。随新四军经南昌时，史沫特莱亲眼目睹了一次红十字医疗队的紧急救护：“第二天，又一场可怕的空袭刚过，我就穿过仍在冒烟的街道到一○九后方医院去了。有一个红十字救护队在那里工作。甚至在炸弹落到医院四周的时刻，他们也不曾畏缩。我们穿上白罩衣，戴上白帽子，走进手术室……”

 自全面抗战以来直至抗战胜利，中国红十字会先后派出20多支医疗队，到八路军、新四军军中服务，抗日根据地飘扬的红十字旗帜向世人展示了人道的力量。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