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祁海群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安徽省办理人体器官捐献登记的志愿者共计24万人左右。其中，实现遗体捐献1070例，角膜捐献1500例，器官捐献480例，脑捐献38例。从2002年12月安徽成立首家接受站至今20年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志愿者队伍中来，他们以理性、科学的态度看待生死，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展现时代新青年的责任担当。近日，记者采访了3位合肥“00后”志愿者，通过他们的讲述，一起感受他们对“身后事”的直面与思考。

    14岁那年，我和妈妈“一起捐”

    人物：张亦菲

    年龄：18岁

    就读学校：黄麓师范学校学前教育专业

    登记捐献时间：2018年10月1日

    签志愿书那年，我14岁。当时正赶上国庆节放假，妈妈说一会儿有人来家里给她办理遗体捐献手续。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遗体捐献”，心想：人死后还能把自己捐出去？我问妈妈，您这是要捐什么呢？她一五一十地跟我解释后，我才明白，人离开这个世界后，不仅器官可以捐给需要的人，身体还能捐给医学院供医学生学习。

    我对妈妈说：我也想捐。她听后有些吃惊，过了一会儿她看着我问：你真的想捐？我点了点头。她说，那好，咱俩一起捐！但这件事暂时不能让外公外婆知道。

    过了一会儿，志愿者叔叔来了。我问他，小孩子能捐吗？我今年14岁，是不是要满18岁才能捐？叔叔说，如果你想捐也可以，但需要家长签字。他详细解释了捐献具体内容，让我再好好考虑一下。我说，我明白了，我很想捐。妈妈问我，只捐眼角膜，还是全捐呢？我说，既然捐了，就全都捐了吧！

    就这样，2018年10月1日，我和妈妈一起签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并互相在对方志愿书上签了字。

    捐献这件事，妈妈对我影响比较大，她如果不捐，我暂时也没有途径参与。从小到大，她经常对我说，人来到这世上总要做点贡献。她是合肥首批无偿献血志愿者。2020年疫情居家期间，血库告急，2月14日那天她竟然偷偷去北二环血站献了一次血。

    我可能比同龄人稍微早熟一些，很小就喜欢胡思乱想。签捐献志愿书之前，有一天上历史课，老师说到古代很多帝王谋求长生不老，我就想，如果我死了，我的身体会去哪呢？会变成什么样呢？我平时收集的那些娃娃怎么办？

    我平时爱看的书，也从没刻意避开死亡的话题，像玛丽莲·梦露自传、余华的《活着》，还有推理刑侦方面的书，有时候看着看着，突然就和书中描写的死亡场景撞个正着，有的人会害怕，但我不怕，在和它们对视时，我似乎找到了一些生与死的答案。

    后来，妈妈有个朋友知道了我们志愿捐献的事，有点责怪她。妈妈对朋友说，年龄是小了点，但这不是坏事，只要她想做，我就支持她。妈妈说的对，这不仅不是坏事，还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现在，我已经18岁了，我还是一点儿也不后悔。

    我曾看过一部动画片《寻梦环游记》，很喜欢里面的一个情节设定：死亡不是真正的死亡，被人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我想，将来我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我身体的一部分还能在别人身上延续，他们一定会记住我吧。

    “捐”自己，也是一种精神传承

    人物：刘博

    年龄：22岁

    就读学校：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

    登记捐献时间：2022年7月9日

    学医的人，可能是这个世上面对生老病死最多的人。

    第一次真正面对死亡，是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爸爸妈妈突然把我叫醒，告诉我姥爷去世了。我慌里慌张地跟着大人坐车往姥爷家赶。

    一上车，我就哭了起来。我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老三，爸妈做生意太忙，照顾不过来这么多孩子，所以我从1岁到6岁都由姥爷带大，他很疼爱我，不管去哪都会带着我。

    我一路上回忆着与姥爷生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想一会儿哭一会儿，等到了姥爷家时，他已经安详地睡在棺材里了，就等着我们一家人来送别。我们磕完头，大人们就把棺盖合上了。那一瞬间，我才意识到再也见不到姥爷了。死亡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出现在我面前，带走了我最亲爱的姥爷，我觉得很恐惧、无助。

    大一时上解剖课，第一次见到“大体老师”（医学界对遗体捐献者辞世后的躯体的尊称），让我对死亡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解剖前，老师让我们起立默哀，并介绍了遗体捐献的相关情况。第一次见到这场面，大家都有些畏惧。老师说：逝者把遗体捐献给我们，只有好好学，才对得起这份心意。

        解剖课一上就是3年，转眼到了实习期，我想捐献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虽然我分在消化内科，但经常有危重症科的同学说，今天有一位病人去世了。以前，总觉得生死距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当真正看到死亡在眼前发生，还是很受震动。大家感慨，一定要努力学好专业，让医术更高明，或许能让死亡来得慢些。 

    签志愿书前，我和父母商量过。一开始他们不太了解，有点抵触，经过我反复做思想工作，最后他们还是尊重了我的意愿。

    我们都曾畏惧死亡，最终都会接受它，因为它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把自己“捐”出去，其实是件很隐私的事，只代表个人对生与死的看法。我也曾想象，很多年后我离开了这个世界，也会躺在那里，被后辈们研究、解剖、学习，这也是医学精神的一种传承吧。

    我终于说服了家人

    人物：张锐洋

    年龄：19岁

    就读学校：安徽交通学院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专业

    登记捐献时间：2022年6月8日

    大约2019年我就有了这个想法。当时看到一则新闻，说一个6岁的小朋友因车祸去世，父母把他的器官捐给了有需要的患者。当时我在上高中，看了新闻心里很难过，同时也反问自己：如果换作是我，我会这样做吗？

    今年年初，我有个山东的朋友叫薛昊宇，比我大两岁，他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的活动。这件事真正触动了我，把我往前推了一大步。

    随后，我在网站登记了个人信息，联系到我们小区邮电新村红十字会爱心社负责人吴荣坤老人。他很支持我，但建议我一定要和父母沟通好。

    今年5月，学校因疫情封闭管理，我就通过微信试探性地跟母亲聊起这事。我给她详细介绍了遗体捐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介绍了爱心社，还告诉她小区有位老奶奶也准备捐。最后，我鼓足勇气说，我也想捐献遗体。

    母亲第一反应是坚决不同意，她觉得我还太小了。于是，我坚持给她发送爱心社和遗体捐献相关的内容。我告诉她，因为缺少遗体，现在许多医学生没有办法做医学解剖和实验，捐献这事对医学发展很重要。

    看到我的坚持，母亲终于同意了。她又帮我去做父亲、爷爷和奶奶的工作。最后，我终于赢得了全家人的支持。

    6月8日，我向吴荣坤老人正式提出想加入爱心社，并决定逝后捐献遗体。吴老让我填写了志愿表，带着我和小区另外两位志愿者老人，一起去安徽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安徽医科大学接受站办理了捐献手续。

    心愿达成，我很欣慰，将来能以这种不平凡的方式告别世界、造福他人，我认为特别有意义。